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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上海市市长高西庆简历 高西庆父亲是谁 高西庆的夫人 高西庆退休 - _

2017-12-21 14:3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652| 评论: 0

摘要:  高西庆同志,1953年出生,陕西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一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国际贸易系国际经济法专业,获经济学/法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0年至1973年,参加襄 ...

 高西庆同志,1953年出生,陕西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一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国际贸易系国际经济法专业,获经济学/法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0年至1973年,参加襄渝铁路建设。1973年至1974年,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1981年至199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其间,1982年,在美国加州律师事务所工作;1986年至1988年,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1992年至1995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1997年至1999年,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1999年至2003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2003年至今,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2007年9月起担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高西庆简介:

  1953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1月正式退休,仍掌教鞭。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实习生 解惠涵|北京报道

  2014年2月,高西庆卸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总经理,给自己在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使命画上了句号。

  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河南代表团专访了高西庆。对于今后的计划,高西庆笑言:“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努力休息好。”

  精瘦、干练、直来直去,高西庆身上并没有太多传统“官员”的痕迹。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几经“大起大落”之后,他身上唯一没有褪掉的就是学者身份。大学教授,或许本来就是他最喜欢的职业之一。退休后,高西庆将继续在清华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任教。

  高西庆自称是一位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金融实干家。从1988年放弃海外高薪职位回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创建,1999年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到2003年从证券市场监管转向投资领域任职社保基金,再到2007年管理千亿美元级的主权财富基金,高西庆的职业生涯与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息息相关。

  对于很多棘手的问题,高西庆都曾表示:“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远一点。”那么,在高西庆眼中,中国海外投资格局如何?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前景如何?

  海外投资,有人赢就有人输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歌猛进”之后,中国的海外投资开始遭遇挫折,从贸易诉讼到抗议摩擦,“走出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企业已不复当年的乐观。

  “我从来没有乐观过。”高西庆说,“国有企业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财大气粗。国家在后面是好事,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

  高西庆指出,有的国家,虽然不能说处心积虑地要把我们搞垮,但至少可以知道人家不是想着让你处处都好,因为各个国家从根本上说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经济贸易可以营造多赢的局面。但高西庆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很多经济领域已经不完全是这种局面了,而是一种“零和博弈”(编者注:零和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有人赢就有人输,因为财富本身就这么多。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外溢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大量购买奢侈品,把奢侈品价格都给抬上来了,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的心理失衡。

  “中国过去是个穷国,许多国家都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你,那个时候有好多国际组织给中国无息贷款,甚至免费给中国捐款。”高西庆说,“可是今天不行了,他们发现中国富起来了,虽然从整体来说,人均还是很穷的,但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我们改善得快之后,便出现了心理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企业走出去,取得一定贸易、投资上的好处,还让人家都支持你,我觉得那也不大可能。”

  经历过在一次次谈判后,高西庆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对方如何标榜所谓的公开、透明,当局势发生大的变动时,各个国家政府都要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说了好听的,我也笑笑而已,我们中国人走出去要保持头脑清醒。”

  注册制的最大障碍

  仍然是既得利益集团

  高西庆在加入中投之前,已经在中国资本市场浸淫多年。2007年评选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八年杰出贡献人物”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价高西庆:“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创设阶段,对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虽然已经离开证监会多年,高西庆对资本市场的关注未减。

  有人把注册制比作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牛鼻子”,围绕着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炒小、炒新、炒差等顽疾也就有了新的解决思路。放权于市场,从发行到退市、从稽查执法到投资者保护,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层从“看门人”转向“监管者”。

  2014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对注册制首次做了阐述:“尽管大家对注册制的内涵看法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股票发行审核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监管部门不对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发行时机、价格由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决定。”

  对于注册制改革,高西庆说,“(注册制)我已经鼓吹了20多年,如果早实施,政府肩上的担子远没有今天这么重,老百姓也不用一举一动都盯着政府,赚了钱拿回家,赔了钱就来骂政府。”

  对于注册制改革的时间表和具体细则,高西庆表示,这个很难说,如果有决心实现,今年就可以推动,3年之内就可以过渡完,但是如今最大的障碍仍然是能够寻租的既得利益集团。

  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更可怕

  回顾高西庆的过往,20岁之前,他当过铁路工人、机械厂工人。回忆这段历史时,他曾说:“我们都是饥饿年代的幸存者。”

  高西庆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后知后觉者,不如很多人聪明。

  这与他出生的年代有关,由于教育等各方面约束,不像现在这样信息丰富,可选择的很多。他很庆幸一路走来的机遇。

  高西庆说:“在我们那个年代,选择不多,世界观形成很单一,我们只有好和坏两种选择,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人家说当年你为什么去修铁路,我说不修铁路就分到农村,这个选择很简单。到了工厂后,忽然有了上学的机会,全厂共6000人,1600人有资格报名,人人都报名,我也报,这对我来说不存在是否要去的考虑。”

  后来,高西庆大学毕业,走出国门学习法律,“走的每一步也大都没有选择。”

  他做的最重大的选择可能就是回国。高西庆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华尔街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在实习期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给时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的李岚清写了封信,要求挽留高西庆。但仅仅一年后(1988年),高西庆自己却毅然决然地回国了。当时,很多人劝他,说回国了就出不来了。

  高西庆则表示,中国这么大,好多地方他还没去过,这辈子都逛不完,不用出来。虽然在美国的生活会很舒适,但对他这么一个外国人来说,却也没有太多创新的机会。

  据高西庆回忆,回国当年,他35岁,一眼就能看到100岁时的情形,就像看一部好电影,还没看,人家就告诉你后面是什么,所有的惊喜都没了。“我就想回国,我欠中国人的,我上学全是中国给的钱,人总要有良心,我想不出什么更伟大精彩的话语。”

  “草根”出身的高西庆一直恋着祖国的土地。“我很关心农民工问题,因为我自己也等于是农民工出身。”高西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每到一个工地,都会问问工人,能不能吃不饱饭。“他们说饭菜不好,我看一荤一素,比我们当年好了无数倍,可是他还是不愉快,为什么?隔壁就是燕鲍翅,有钱人坐着豪进去吃香喝辣,对他们来讲,心理不平衡。”

  “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更可怕。”高西庆说,因为人们一旦吃饱饭、达到基本生存条件之后,就有更多的追求。“延伸到国家层面也是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温饱,迈过这道坎之后,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花絮

  高西庆:幸福感是换个离工作单位近的小房子

  得知记者驱车20多公里来采访他,高西庆建议记者应该骑自行车来,并且给出了大致的时间:骑快了不到一小时。从1988年回国后,高西庆就一直爱骑自行车。高西庆回忆,在搞证券市场联办的时候,从对外经贸大学,一直骑到珠市口,到中创公司,然后常常要骑到万寿路,一天之内,一个大三角。至今,他还经常骑车上下班,既锻炼身体又保护环境,只不过要戴个大口罩。

  高西庆是“北京市民就近上班缓解交通压力”建议的鼓吹者。他现身说法:为了孩子上学,远处的房子能卖就卖掉,卖不掉租掉,然后租近处房子。三年前,他又把房子卖了,买了一套离办公室仅10分钟路程的小房子,没想到幸福感陡增。

早报记者施颖楠综合报道

  中国证券网昨晚消息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昨日内部宣布,由于年龄原因,61岁的原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正式退休,其继任者是现年58岁的原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李克平。

  截至发稿时,中投公司官网尚未宣布该消息,在“公司治理”一栏,高西庆的职位仍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克平的职位也仍然是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从事外汇资金投资管理业务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集15500亿元人民币,购买了相当于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中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中投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股权、固定收益以及多种形式的另类资产进行投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并持有多家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股权,并代表国务院行使股东权利。

  高西庆于1953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下称“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截至目前,中投公司在高西庆任内一共披露过5份年报,自2008年至2012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回报率分别为-2.1%、11.7%、11.7%、-4.3%和10.6%,自成立以来的累计年化收益率达到5.2%。

  高西庆于2013年接受专访时评价称,“5年平均算下来,投资收益比原来设想的超越了一点,但也没有超越很多。这一收益率水平在主权财富基金中处于中间偏上,也达到了董事会设定的收益率基准,较好地实现了所管理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高西庆并评价,“从目前看,与当年成立的愿景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

  李克平于1956年出生,亦来自社保基金理事会。公开信息显示,李克平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副司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宏观体制司副司长和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秘书长、副理事长。接任高西庆之前,李克平任中投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2003年,高西庆由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调任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分管投资,高西庆与李克平多年一直共事。2007年10月,高西庆转任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同年12月,李克平接任全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11年7月,中投公司任命李克平为中投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其中,首席投资官一职,也是继任自高西庆。

  李克平的继任,意味着中投公司正式开启了新一任领导班子工作。去年,中投公司刚刚实现了董事长的新老交替,国务院于2013年7月3日决定,任命53岁的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为中投公司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接替2013年3月已出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

早报记者施颖楠综合报道

  中国证券网昨晚消息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昨日内部宣布,由于年龄原因,61岁的原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正式退休,其继任者是现年58岁的原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李克平。

  截至发稿时,中投公司官网尚未宣布该消息,在“公司治理”一栏,高西庆的职位仍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克平的职位也仍然是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从事外汇资金投资管理业务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集15500亿元人民币,购买了相当于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中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中投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股权、固定收益以及多种形式的另类资产进行投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并持有多家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股权,并代表国务院行使股东权利。

  高西庆于1953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下称“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截至目前,中投公司在高西庆任内一共披露过5份年报,自2008年至2012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回报率分别为-2.1%、11.7%、11.7%、-4.3%和10.6%,自成立以来的累计年化收益率达到5.2%。

  高西庆于2013年接受专访时评价称,“5年平均算下来,投资收益比原来设想的超越了一点,但也没有超越很多。这一收益率水平在主权财富基金中处于中间偏上,也达到了董事会设定的收益率基准,较好地实现了所管理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高西庆并评价,“从目前看,与当年成立的愿景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

  李克平于1956年出生,亦来自社保基金理事会。公开信息显示,李克平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副司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宏观体制司副司长和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秘书长、副理事长。接任高西庆之前,李克平任中投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2003年,高西庆由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调任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分管投资,高西庆与李克平多年一直共事。2007年10月,高西庆转任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同年12月,李克平接任全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11年7月,中投公司任命李克平为中投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其中,首席投资官一职,也是继任自高西庆。

  李克平的继任,意味着中投公司正式开启了新一任领导班子工作。去年,中投公司刚刚实现了董事长的新老交替,国务院于2013年7月3日决定,任命53岁的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为中投公司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接替2013年3月已出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10月22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表示,在投资领域,一个机构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投资的某个项目亏损了,而是面对机会根本没打算投,完全不作为,“踩空了”。

  高西庆在参加由财新传媒和瑞士苏黎世保险集团合作举办的“2014中国企业风险管理论坛”上,分享了他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风险和挑战的看法。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要冒的风险也越来越多。

  他认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首先面临来自国外监管机构的挑战。“你想要投资的资产或项目,是否会触发一些管制,事先要考虑好,沟通好。”高西庆指出,目前大多数值得投资的较发达市场都有各种各样的政策管制,甚至比在中国的管制更加细化,中国企业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管制方式了解不够。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第二类风险是由经验缺乏引起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几家国营企业走出去都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帮忙。专业人士除了要熟悉当地的规则,还要对文化、人文习惯有所了解。”高西庆说,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力的缺乏,潜在成本很高。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一些负责人,心态上也需要有所调整。”高西庆认为,“一些中国企业寻求海外发展时,不需要处处提醒对方我们比较强,我们有钱,完全没必要。并不一定因为你有钱,对方就会选择你。”

  高西庆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最大的挑战则是人才机制的挑战。首先必须配备专业的进行对外投资的人才,“这是个专业的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吸收专业人才后,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新机制留下人才并鼓励刺激人才的创造性,“你要让人留下来,还要让人能干事,这才能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正发挥出来。”

[高西庆:中投无法保持10年眼光进行操作--读后感] 美国佬都是资本玩家,他们能让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生财吗?比如我们用7元人民币兑换了1美元,高西庆:中投无法保持10年眼光进行操作--读后感。美国就有意的让美元贬值,这样一来,1美元就只能兑换6元人民币了。如果我们主动贬值,那么美国投资者们,就会大量的采购我们的上游产品,中游产品,下游产品。并且大量屯积人民币,因为这样他们划算,因为他们投入的钱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买美债的钱。我们买了美债等于把脖子伸给了美国,退也不是,进也不是。退我们肯定吃亏,进等于投入了一个无底洞,美国欠世界各国的钱达40多万亿。现在被套是个教训,精英们当下该考虑的是怎么玩赢这些美国的资本高手。      做外贸的说:人民币升值了,生意不好做了,读后感《高西庆:中投无法保持10年眼光进行操作--读后感》。利润还下降了。本来出口7元的产品,兑换1美元,人民币升值,1美元只能兑换6。5元人民币了。这是算的小账。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财政赤字,等于是往一锅稀饭中掺水,本来一锅稀饭只能剩十碗,这一掺水,就能多剩出几碗来。人民币在不贬值的现状下,买这一锅稀饭都要多花几碗的钱,如果贬值,那就要花更多的钱买这锅稀饭。您说美国这样的资本大佬们是希望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呢?虽然美国一直拿汇率说事,我觉得美国是在玩声东击西的把戏。
  〔高西庆:中投无法保持10年眼光进行操作--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必须不断地反思自己,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我现在退休下来做最重要的事,就是整理我们的所有案例,把我们成功的,特别不成功的案例都整理出来。”

  文/艾诚工

  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退休者。

  他从没有停止过对知识的热爱,他跑到高校去当老师,他乐意对着一大帮的学生谈论自己的得失经历,他推掉很多应酬只因为办公室里坐着一帮他的学生,他看上去更享受这一种无拘无束的快乐。

  他是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美国华尔街执业律师身份的副部级官员,当年尼克松为了挽留他竟直接给李岚清写信,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铁路工人,他的思维西化,极度相信市场的力量,并身体力行地去执行,甚至不惜与传统的体制发生冲撞。

  他从不认为人与人之间会存有无法平视的障碍,他总是得罪人,因为在人情和真理面前,他更愿意选择后者。他高声引用美国诗人麦克斯·埃尔曼的诗句:“可以的话,尽量不放弃原则而与所有人和睦相处。”

  这就是高西庆,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者之一,证监会的前副主席,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掌握2000亿美元的中投公司CEO,现在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师。在世人面前,他有着复杂的形象。

  门口的野蛮人

  高西庆再一次出现在华尔街的老朋友面前,是在好莱坞拍的电影《大而不倒》中。

  这部电影真实地描述了那场可怕的金融危机背后的隐秘故事,影片中时任中投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被塑造成一个站在华尔街上玩命吸烟的“门口的野蛮人”。

  不过在不少中国人的眼里,作为这家年轻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首任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高西庆干得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从新闻上听到说,中投又浮亏多少多少钱,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中投你要说是不是满意,我说肯定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说你是不是非常不满意?那应该也说不是。”在八个月前告别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岗位后,如今的高西庆这样评价说。

  客观地说,中投公司的“总操盘手”这个工作并不好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职位。

  成立于2007年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特殊的企业,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过去的这10多年时间里,从快速增长的欢呼雀跃声变成了无奈的焦虑。在2000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为1656亿美元,而到了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一。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了2007年底,这个数据变成了惊人的1.53万亿美元。

  “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如果只是放着它的话,其实是要亏钱的。”高西庆说。

  事实上在中投成立之前,面对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政府通常是两种选择。一种,把这个钱存银行,但是几万亿美元的钱该存在什么地方呢?国内的银行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外的银行利息会越来越低。

  另一种方式,则是买国债。在过去的多年中,购买美国国债是一个相对比较惯常的一个做法。但是后来有一天忽然发现,中国占了美国国债相当大的比例,这时候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每次买卖,都会使整个全球市场的国债利率有所波动。“这其实相当于我们把自己锁住了。”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投公司成立了,它唯一的使命就是让手中的外汇储备能实现更多的价值。“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就是使我们国家人民做了这么多年,不管是外贸也好,投资也罢,辛辛苦苦赚的这点钱,能够保值增值。”

  不过在政策上,中投却有很多的限制,比如只许到中国境外投资,不能在中国境内投资。但问题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找一家和中国没有千丝万缕关系又适合投资的公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使得中投公司在投资标的的选择范围上相当地纠结。

  另一方面,中投的背景又使得国际上对其“另眼相看”。高西庆们无奈地发现,很多时候,这个球场并不是公平的。

  “一年多前我们碰到的一个案例,让我们觉得极为生气,非常郁闷,最后没有投成,就是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强烈干预。”

  显然,“带着脚镣跳舞”再加上作为一家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在国际市场上,并不能成为最出风头的那一位。

  “中投这七年多时间,平均每年的收益大概在五点几,我认为中投还是赚了钱的。”在很多场合,高西庆还是愿意经常为中投说话,因为中投的业绩确实成为了舆论批评的地方,事实上,按照预测,中投公司必须年收益在10%才能保本,而久受赞誉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年均收益率才9.5%。中投公司当年的第一笔投资——入股募股权基金黑石,便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浮亏一度接近100亿元人民币。

  不过,在中投发布的2013年年报显示,去年中投的净利润上涨11.86%,达到了该公司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的业绩最高峰。同时当年备受质疑的对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终于在去年也实现由亏转盈。

  这样的业绩,无疑是高西庆对继任者最好的交代。

  “当然我们中投自己必须不断的反思自己,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我现在退休下来做最重要的事,就是整理我们的所有案例,把我们成功的,特别不成功的案例都整理出来。”

  饥饿年代的幸存者

  事实上,相比于退休前在中投公司的那段工作经历,高西庆20多年前的下放生活和海外求学经历可以称得上是跌宕起伏。

  这位陕西小伙子精瘦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力量。

  初中毕业后,不到17岁的高西庆当了兵,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修铁路。在那个年代,这个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很多次,高西庆回忆起当年的困难生活,那是一个围绕填饱肚子而发愁的年代,也许活下去才是唯一的选择。

  “要技术层面讲,绝大多数都是自愿选择的,但是从宏观角度讲,绝大多数都是被迫去的。”高西庆说。

  历史从来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的命运也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不经意的一步,改变的却是一生的轨迹。高西庆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吃苦耐劳,技术卓越的老资格铁路专家——如果他真的干到退休的话。

  改变高西庆的是一张报纸。

  这位年轻的铁路兵喜欢看看报纸,每个月发的那点津贴几乎都拿去买了报纸。“有一天报纸的头版登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意思是说大学还是要继续办下去。”读到这一段话时,一种莫名的悲伤突然涌上了心头,“我当时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讲,我说咱们这代人算是彻底没了,我们在最底层的地方干活,我们怎么会去上大学?!”

  这是一种被抛弃的绝望,十八九岁的高西庆获得了一种领悟。幸运的是,这个小伙子并没有绝望,只是更加深了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

  19岁那年,高西庆和另一个朋友,在那个偏僻的铁路上,组织了一个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夜校。

  一个今后即将影响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投资家,在这一天开始了自己的真正学习生活,。后来,他开启了“学霸模式”,以工人的身份自己溜进去旁听西安交大的课,考试考得比正式的学生还好,再后来他被推荐上了大学,考取了研究生,留校任教,后来又被派去美国留学

  在30岁那一年,高西庆在美国一家律师所工作实习一年后,考取美国著名高校杜克大学的法学院,成为了尼克松的校友,甚至在后来,据说尼克松还出面给当时的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岚清写信,希望挽留高西庆在美国再待个三五年,当然理由写得特别中国化——希望高先生“多学知识报效祖国”。

  在成为华尔街第一个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人后,高西庆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他知道他的未来在中国,那一年是1988年,中国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拥抱全世界。

  证券市场的拓荒者

  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之后的十来年,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的年代,证券市场的创建为这场伟大的变迁适时地引进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高西庆正是在这一变迁中,承担了证券市场及其法规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开拓者角色。

  困难可想而知。在法制尚不健全的中国,年轻的高西庆们要实现证券的法规建设理想可以说举步维艰。

  但,历史给了这几个年轻人一个宝贵的舞台,最终他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们是以近乎愚公移山的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建立中国的资本市场”。高西庆说。

  1988年3月,刚刚回国的高西庆,与王波明、王巍合作,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

  “我们去找历史上所做成事情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人好处就是经验比较多,想的比较周到,但是因为想的比较周到,可能常常很多,能做的事情就不做了。”

  正是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高西庆后来又参与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并在最短时间内接受了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

  终于在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联办,高西庆任首席律师。

  随后,深圳、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联办都是主办单位。自此,中国的证券市场逐渐蓬勃起来。

  高西庆曾经两进两出证监会,客观地说,证监会的工作并没有给高西庆带来多大的职业荣耀,相反,那甚至是他失落的一段时光——这位傲慢的华尔街高材生在这里被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国情课。

  高西庆和他的在证监会里的海归同事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保基金、推出开放式基金、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上市公司增发等,但最后无一不遭到市场的抵制与质疑。

  事实上,高西庆和他的同事们挑战的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知,证券市场永远是一个新鲜的世界,而他们讲述的西方故事,在中国的土壤环境中,并没有能立刻开出鲜艳的花朵。

  人们毫不客气地嘲笑说,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即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

  回顾哪一段过往,高西庆坦陈“永远是努力的去解决问题”。

  “我所做过每一件工作,我都是,真的是竭尽全力去做的,用不能说120%,至少100%的精力去证明,这么多年来我睡觉时间很少。”

  回头看过往的这些风云,高西庆依然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努力做事的普通人。

  “人做事嘛,总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自己觉得,可能都有点遗憾的地方,但是这个是人生必然的东西。”高西庆,或许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一切还会显得云淡风轻。
高西庆同志,1953年出生,陕西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一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国际贸易系国际经济法专业,获经济学/法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0年至1973年,参加襄渝铁路建设。1973年至1974年,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1981年至199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其间,1982年,在美国加州律师事务所工作;1986年至1988年,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1992年至1995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1997年至1999年,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1999年至2003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2003年至今,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高西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限制,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在每一个时代真正愿意去追求理想,为追求理想付出牺牲的人,可能是比较少的人,这个事儿几乎永远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我周围朋友同学各种各样在外面的也很多,包括自己的亲人也有这样的。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跟不管什么样的年轻人,因为我管的年轻人很多,其中就包括当年修铁路的时候,已经去世的战友,后来去世,他们已经有孩子,所以我管了几个孩子。所有这些人来,我都要谈谈到底想干什么,我看他有没有所谓理想主义的苗子。因为我对于没有理想主义的人,我一点也不反对,因为大多数人都这样,我也理解。但是如果这个人有真正的想要做大事儿,有一点这种理想主义的可能性,我就努力鼓励他,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实现理想的事情,不是说只有中国才可以做这个事儿,但是中国是很需要人才的。但是国家这么大,中国十好几亿人,在美国现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失业率会越来越高,因为整个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以最近一个数字,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大家都知道,奥巴马很纠结一直想降到7以下,现在还在7、8之间,大学毕业文凭的人,他的失业率是2%几,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失业率是12%几,全世界应该这样。我们都笑了起来,因为当时在我们公司里一百多人,大家笑了起来,在中国可能反过来的,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能够找到工作的比较少。为什么是这样?中国的文化多少年来使中国学生还没转过来,我拿着大学文凭出来挣大钱,要当大官,回去要把侵占我的镇长、村长收拾一顿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需求,我们努力站在比较高的位置看事情,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做得更远,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房子,车,等你年纪大了你会发现好象不那么重要,好多人自己为了馒头,可以闭着气走一个细细的铁轨中不掉下来。而且曾经为了一瓶罐头,在陕西的冬天,当时外面温度只有四五度,汉江水里待五分钟不许动,为什么?挣这一瓶罐头,后来挣来罐头感冒了三天。一个时期,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就是最大的理想,但是现在看看这些东西,如果人只是为了这样,那比猪、狗强不了太多,所以我希望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要求吧!

2月8日晚,冰天雪地里的哈尔滨北方小城亚布力,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辩论双方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一位是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争论焦点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该不该分给老百姓。

  节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曾公开建议,将国有股票平均分给老百姓。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争议,也受到多位经济学家的集体反对,今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又重提这一建议,“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给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

  此外,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建议:将近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他认为,如果政府将持有的美国债券分给老百姓,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是一件好事。

  “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该建议受到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的强烈反对。“每次听维迎演讲我感受都很深刻,但今天我想说,实在对他的观点不敢恭维。”

  高西庆认为,外汇储备一旦分给老百姓,中国政府就不好对其进行集中控制管理。“目前中国在与国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会变成人家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中国的力量太弱。”

  他认为目前还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领导。

  假若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高西庆认为第一反对的可能就是美国人。“原来中投集团动几十亿美元美国政府就非常紧张,当时我感觉非常奇怪,我们的几十亿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但美国政府说,大家都看着你呢,只要信心有所下降,大家都会吃亏。”

  为什么美国这样说?高西庆称中国现在拥有的巨额美国债券,就像一颗原子弹。“如果政府把债券往市场上一抛售,美国的美元收益掉到零,什么都没有了,中国和美国都什么也没有了。”

  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推行张维迎的建议,工人和农民工就一定会把钱存起来,而不会去消费,更谈不上刺激经济。

  他批评张维迎在走一个极端。“虽然维迎一直属于赞成自由经济的学派,但是你引出的结论使我实在没有办法赞同,你一下子就走到了一个极端。”

  张维迎毫不示弱,他其后反驳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还有近2万多亿美元,拿出1万亿美元分给老百姓之后,仍然还有近1万亿,跟日本持有的差不多,所以不存在国家控制力减弱的问题。

  “如果老百姓分散持有美国债券并可以自由买卖,这不仅与我国能够做的事情毫不矛盾,而且有好处,总比集中在国家手中动也不敢动要强。”张维迎说。

  他建议说,可以按户口来发放。“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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