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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榕简历 邓榕的几任丈夫 邓榕的第一任丈夫 邓榕的丈夫 贺平邓榕 - _

2017-12-21 14:4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136| 评论: 0

摘要: 邓榕简历 邓榕的几任丈夫 邓榕的第一任丈夫 邓榕的丈夫 贺平邓榕 邓榕(邓小平女儿) 邓榕,女,1950年出生,四川广安人。又名萧榕,小名毛毛,邓小平小女儿。 北京医学院毕业,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 ...

邓榕简历 邓榕的几任丈夫 邓榕的第一任丈夫 邓榕的丈夫 贺平邓榕
邓榕(邓小平女儿)
邓榕,女,1950年出生,四川广安人。又名萧榕,小名毛毛,邓小平小女儿。 北京医学院毕业,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中文名邓榕别 名又名萧榕,小名毛毛国 籍中国出生地重庆市出生日期1950年职 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毕业院校北京医学院代表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邓榕 ,女,1950年出生,四川广安人。又名萧榕,
小名毛毛,邓小平小女儿。
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多年从事研究工作。丈夫 贺平,贺彪之子、中国保利集团名誉董事长。[2]
2人物经历编辑高中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文革肇始,积极参与“红卫兵”斗争,参与了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批斗时任该校副校长的卞仲耘致死一案。[3]
邓榕“文革”中在陕北插队三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1979年被派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八年,任副主任。邓榕多次跟随父亲外出视察,特别是在父亲的晚年时期。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的时候,邓榕时刻跟随在父亲身旁,不但要搀扶父亲,由于父亲耳朵不好,还要把别人说的话转述给父亲听,然后把父亲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出来的内容,又转成普通话给其他人听,因此,可以说邓榕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最好的见证人。
2008年5月以中国爱乐乐团高级顾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梵蒂冈,受到教皇本笃十六世的接见。
3爱情传奇编辑1971年下半年,邓榕在陕北的黄土塬上。吕正操将军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正好分配在离她们村子五里地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在陕北这个遥远的穷乡僻壤,竟然会遇到熟人,邓榕真是高兴极了。她常常抽空走到公社去玩儿。有一天,聊着她们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吕彤岩突然说:“唉,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她也是个说干就干的干脆人,在回北京的时候,还真的去找人,并且生拉硬扯地让二人通上了信。
贺平的父亲贺彪早年是洪湖赤卫队的队员,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文革”后被打成“走资派”,那时已下放到江西卫生部 "五七”干校装牛棚”进行劳动改造。贺平本人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文革”中被莫明其妙地诬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人,被抓进监狱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审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放了出来,后被分配在湖南沅江一个军垦农场劳动。可能是因为遭遇相似吧,几次通信之后,他们就感到共同语言很多。不久,贺平准备到江西永修探望在“干校”里劳改的父母,要路经南昌。邓榕将此情况如实地报告了父母亲。他们一听说贺平要来,立即乐得什么似的。
邓榕
2月的一天,邓榕到南昌火车站去接贺平。通了两个月的信,只见过照片,相互还未谋面呢。邓榕是近视眼,还是贺平先认出来。邓榕对他的第一个印象:这么高的个儿!要知道,这才是第一次见面啊,他们自己都还没想什么呢。可是邓榕的爹呀、妈呀、奶奶呀,三个老人却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似的,一下子忙了起来。妈妈一来就问东问西的,俨然一副相女婿的样子了。奶奶把锅敲得叮铛响,做了好多的菜,把一个小方餐桌摆得满满的。这么一个26岁的大小伙子,又是从湖南军垦农场来的,一定是饿坏了。奶奶做得多,他也就吃得多,一点儿都没客气。那么多的饭呀菜呀竟然一扫而光,最后把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全都摞在了他的面前。四川人请客,就喜欢人家能吃。奶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乐得喜上了眉梢。下午,妈妈和奶奶在种丝瓜,贺平就去帮忙。他个子高,又会干活儿,三下两下,就把个丝瓜架子搭好了。奶奶说:“还是高个子有用哟!”晚上大家坐在楼上,贺平把各种听来的、看来的消息,什么林彪倒台的“内幕”消息啦,什么老干部解放的情况啦,全都一一告诉了三位老人。他们男孩子,到处能跑,见的人又多,消息比可灵通多了。大家最爱听的,是林彪倒台的经过,最关心的,则是解放老干部的消息。贺平是个大实在人,初来乍到就一点儿也不认生,见了三位老人也这么亲,一下子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住了两天,他去永修卫生部“干校 "看望他的父母。临走前,他把给他父亲带的一条云烟一分为二地掰开,给邓榕的父亲留下了一半。
把贺平送走后,邓榕回到家,只见三位老人,搬个小竹板凳,坐在厨房后面小院里的丝瓜架旁边,正在说着什么。爸爸一脸高兴的样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父亲这个人,干什么都那么认真。定个儿女的亲事,竟也好像当年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当然啦,父母亲最高兴的,就是儿女们的幸福啊。
(摘自《我的感情流水帐》)
4人物特写编辑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叫萧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公的幺女儿! 邓榕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和《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有句话: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小女儿是父亲最贴身的棉袄。此话在邓家得到印证:邓公晚年外出,她总是在其身边。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许多传说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不过,学医与学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医学和文学都是以人为对象,说学文也差不离。
外界传说稍有区别的是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公有个女儿在国外,“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们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都说毛毛是一个有远见的女儿,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后来工作之后,她到了外交部,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秘。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当过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用她的话说:我的官好当,都是副的。尽管她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毛毛所说的“两位主席”是邓小平任过军委主席、哥哥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群工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
尽管“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而且她感激这段艰苦岁月,使她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并结识了现任的老公贺平,一个英俊、宽广、勤奋的男人。
说起贺平,毛毛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个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他们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邓小平亲自“考婿”,他俩结为连理。再后来,这个老公成为邓家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她与贺平是夫妻,也是战友、是同志,还在恋爱的情结里……
毛毛大半生对父亲敬佩不已。上帝似乎让她很幸运,她选择父亲时,选择了一个伟人,选择丈夫时,选择了一个好人。这两个人她都十分敬重。
于是,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进入不惑之年,她决定写书。写关于一个男人的书,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她花了很长时间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然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其中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写了出来,并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4]
5所著书籍编辑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1993年出版)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
装帧考究,印制精美。全书39万字,插有珍贵照片130多幅,多数为首次发表。“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是一场浩劫。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岁月中,邓小平两次被批判打倒,历经磨难。《我的父亲邓小平(上)》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和他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和理性的思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诸如,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和保护,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的坚决斗争,邓小平对儿女的亲情和关怀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胆识,以及与普通人一样的儿女情怀。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以大量的历史照片和通俗顺畅的语言文字向读者介绍了文革时期的邓小平。邓小平是十年“文革”所波及的重要人物,是他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邓小平的“文革”经历,既是对他不平凡人生的回顾,也是对那蹉跎岁月的回顾。
2000年6月28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该书的作者毛毛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在这本书中,他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作了生动的记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此外,书中还配有120多幅珍贵照片,多数为首次发表。
该书已印刷了3次,18万册已定购一空,该书作者邓榕(毛毛)对大家说:“我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这本书的创作的,以纪念父亲8月22日的诞辰日,原来只想写一篇长文来纪念,没想到一拿起笔就收不住了,一写就是30万字。现在全家还像父亲活着时那样,都住在一起,虽然几大家挤在一起,但其乐融融,母亲的身体很好,我书中多次提到的祖母今年已经101岁了,仍和我们住在一起。”
“父亲的忌日时,我们在院里他种下的树上和草坪上撒些花瓣,以寄托哀思,每年8月22日,在他生日时,在京亲属都聚在一起,为他老人家敬上一杯酒。
导语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怀着一份赤子之情的邓小平的一句经典。作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这本书真实、生动地记述了邓小平先生政治生涯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历史中一段重要和艰辛的经历。这本书记录着他对工作的执着,对子女的关爱,也体现了一代领导人的光辉风采。这部书对了解邓小平先生、研究邓小平理论和认识今天的中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后记
十年“文革”早已结束了。这场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政治大劫难,早已化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沉淀在了人们的回忆里。不过,虽然“文革”结束已有二十多年,但是,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渐渐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但那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
十年“文革”,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的一页,也是足以让千秋万世去研究去回味的一个年代。十年“文革”,是发展到极端的错误的爆发性的大宣泄,是一个跌宕起伏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客观发展阶段。“文革”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戒为鉴的重要历史教训。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国家之损失、党之损失、人民之损失巨大而惨痛,但是,它的谬误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警示,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党,可能还不会轻易地从迷雾中走出,可能还不会痛下改革的决心,可能还要在另一种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长的道路。
人们都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进程。而邓小平之所以开创这一全新的历程,与国家、人民和党在“文革”中所取得的教训密切相关,与他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思考密切相关。正是在“文革”中,邓小平和广大干部群众,真切地看到了真理与谬误的鲜明对照,真切地看到了以前所没有看清楚的许多问题,开始认识到必须解除禁锢、彻底解放思想,开始思考如何去开创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文革”中,邓小平在思考,每一个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正是有了这样痛切的经历,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思考,中国和中国人民才能够走上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人们习惯于把在江西时那条由邓小平在红沙石地上踏出的小路,称为“邓小平小道”,并作为邓小平进行思索的象征。其实,邓小平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思索,贯穿着他的整个一生。这种思索,毕其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始终不辍。
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文革”的实践中,邓小平的确可以说思索得很多很多。通过这些实践和思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他再次复出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个探索,不是轻松容易的,但却是成功的。
如果说,邓小平通过对“文革”的实践和思索得到了什么的话,我想,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总结“文革”教训,不能只论个人的功过是非,而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分清是非,:总结教训,目的是要继续前进。“文革”之后,在必须要对历史作出结论的时候,邓小平的着眼点,放在了大的历史坐标点上,放在了承前启后的历史定位上。最重要的,是要对毛泽东——这个在晚年犯了重大错误的历史伟人——做出一个负责的、全面的历史评价。在当时,有两种思潮同时并起,一种是受多年传统思想影响,坚持维护毛泽东被人为地神化了的地位。另一种是虽能打破旧有的精神束缚,但却否定一切。在这两大思潮的交汇处,邓小平没有去算历史旧账,也没有去计较个人恩怨,而是把握住了大局的分寸,把握住了政治的分寸,把握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寸。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一脉相承,尽管其中有波澜起伏,有对错荣辱。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改变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割断的。总结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当前的今天,更是为了我们的明天。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我们的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客观、准确地总结了历史,总结了教训,使人们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解脱了旧有的思想束缚,为全党全国人民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础。第二,“文革”之前,特别在“文革”中,暴露了我国当时实行的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病。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帝王专制历史的国家,虽然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这个革命以失败结局,并为军阀混战和个人独裁所迅速替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主义。在这一客观历史条件下,新中国建立后,虽然中国迈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但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进程却一直没能得到完善和发展,在国际国内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错误开始产生和不断加重,直至党内民主日益削弱,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并因此导致发生一系列更加严重的错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方面改革的同时,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度,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从宪法、基本法到各项法律法规在内的国家法律体系,把国家纳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正常轨道。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在真正意义上迈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建立了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第三,在进行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的同时,大胆而坚决地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他追求的是不断革命的精神境界。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他逐渐地脱离了实际和客观规律的轨道。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不断改造和调整生产关系方面,而极大地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把在战争年代运用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方式错误地延续到解放后的建设时期,使生产关系发生严重扭曲。另一方面不正确地认识和解释生产力,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文革”结束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在不断理顺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对发展生产力进行了重新认识,并最终把经济建设确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前提,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历史条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发展滞后,人民生活困顿的情况下和旧有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这个改革必须是大胆的,又是循序渐进的;是大刀阔斧的,又是极其慎重的;是不失时机的,又是摸索前进的;是不断深入的,又是敢于开风气之先的。经过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在历史中应有的发展道路,找到了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上的应有的地位。我没有能力尽述“文革”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我要说的是,邓小平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即追求真理的终生不渝的精神,以他对党的忠诚和信念,以他几十年革命历程的经验,以他“文革”中所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奠定了在新时期,为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一生中,在他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纵有千般事物万种思虑,在邓小平的心中,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他把一生的目光和心血,全部放在了国家和人民身上,并最终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他的这种以国以民为本的根本思想,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可和拥护。有许多的人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愿望深入民心,改革开放的措施符合国情,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将改革开放的航船推向前进。本来,时逢父亲九十五周年诞辰,只是想写一篇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以兹纪念。不想,一写就写了这么长。“文革,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历史过程,父亲又是一个太重要的历史人物,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写得清楚。我所写的,是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也是我们全家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在写作的过程中,全家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把写好的每个章节都一一地送给他们看。家中所有的人都帮我核对事实,帮我回忆细节,帮我补遗纠误,帮我校对文稿。特别是我的妈妈,八十三岁高龄了,还认真逐字逐句地细读细改。如果说,我所写的,能够反映父亲及我们这一家人“文革”经历之一斑的话,那完全要感谢我的妈妈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一邓林、邓朴方、邓楠、邓质方,还有我的丈夫——贺平。没有他们的帮助,单靠我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这一工作的。回想起来,简直不敢相信,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年。真是岁月流逝,光阴如箭。在书写“文革”历史的这段时间里,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就是在睡梦中,我的神思,也常常会随着父亲的足迹浮游。在我的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父亲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还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我们说,看我们笑,依旧是那样的不言不语,享受着这人世间最温暖的亲情与欢乐。爸爸,我们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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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义。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桔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6文革一角编辑文革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当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时被打死,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当她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她写出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34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在这本书里,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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