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明星网 新闻 美女明星 查看内容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失败的真实原因 ...

2018-4-5 22:3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4| 评论: 0

摘要:   2009年首映的电影《建国大业》中,曾经有一段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戏。虽然戏份不长,可这段戏不是编剧虚构,而是曾经发生的史实。  1948年,在3月29日—5月1日国民党召开的“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选为 ...

  2009年首映的电影《建国大业》中,曾经有一段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戏。虽然戏份不长,可这段戏不是编剧虚构,而是曾经发生的史实。

  1948年,在3月29日—5月1日国民党召开的“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了表示改革的决心,对内阁进行了重组,任命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这也是民国从政的学者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翁文灏是一位地质学家,一直在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直到1932年,43岁的翁文灏才被国民政府延揽,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开始了政坛生涯。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官员,翁文灏在政坛素有清誉,在腐败成风的时代别具一格。这或者也是他被蒋介石看中的重要原因。

  很快,8月19日,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就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随之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四项法规。这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启动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的货币改革。翁文灏意图通过货币改革,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里要交代一下通货膨胀的背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虽然国民党一度计划在3—6个月剿灭“共匪”,可打了两年的仗,“共匪”不但没有被剿灭,国民党军队反而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众所周知,打仗,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烧钱”的事情。为了筹集资金打“内战”,国民政府不得不向中央银行借钱。中央银行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不断增发货币。这就导致当时的法币发行量剧增,从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几乎涨了120倍。这就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以教授为例,1946年,一位教授可领到80余万元法币,能买23袋面粉。一年后,教授的薪金涨到140余万元,可这笔钱能够买到的面粉却不到10袋面粉。而到了1948年初,一位教授的薪金已经连5袋面粉都买不到了。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对近年来的物价进行了一番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货币改革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四项法规公布当天,他就招待北京上海等地的工商金融巨头谈话,请他们支持政府决策。8月21日,蒋介石又通电全国,显示政府推行货币改革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还派出俞鸿钧、蒋经国、张厉生、王抚洲、宋子文、霍宝树等人,分成三组,以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奔赴上海、天津、广州各地,整顿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

  上海这一组是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牵头,蒋经国辅佐。当然,俞鸿钧心里清楚,自己虽然是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是副手,但真正的实权掌握在这位蒋介石的大公子身上。这一点,连媒体都毫不隐讳。当地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就将蒋经国称为“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

  蒋经国的担子并不轻。因为上海经济管制区包括了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聚集地。此前上海的通货膨胀也最为严重。蒋介石对此也心知肚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

  蒋介石把蒋经国看做承担这次任务的“惟一人选”。

  8月20日,满怀雄心壮志的蒋经国来到上海,办公室设在中国银行内。蒋经国深知,将金融市场搞乱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并不是普通民众,甚至也不是小商人,而是强势的金融家和资本家。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蒋经国一开始就把整顿经济秩序的目标定于“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当然,蒋经国也知道,这些金融家和资本家在上海经营多年,势力强大,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是以,他抵达上海后,第一时间将“戡乱建国”大队第六大队调到上海,并且成立了由年轻人为主力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下辖十一个“人民服务站”,还设置了“告密箱”,专门接受告密举报。

  为了壮大声势,蒋经国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阅兵式,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1000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等口号。

  为了发动“人民战争”,蒋经国贴出公告,规定凡是检举揭发扰乱近日秩序、违反经济管制的群众,都可以获得所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的三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批举报检举信息雪片似的飞进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和部下仔细审阅,按照提供的信息对可疑场所进行突击检查。

  据悉,为了了解上海的真实物价,蒋经国甚至微服私访菜市场,对当日的蔬菜价格进行摸底抄录……在这样认真的态度下,蒋经国在上海打的果然个个都是“大老虎”。

  第一个栽到蒋经国手上的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9月2日,陶启明因为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货币改革的消息乘机牟利,被蒋经国逮捕,后被枪决。

  第二个是上海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好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他也是受陶启明案的牵连,被蒋经国逮捕,后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

  据统计,在随后一个多月里,共有64名参与投机倒把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公审枪决。

  蒋经国的“铁腕打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那一段时间,上海的物价基本稳定。市民也很支持金圆券的兑换,主动将家里的黄金、美钞换成刚刚发行流通的金圆券。不过,很快,蒋经国就遇到了一个他终于打不动的“大老虎”。谁?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

  孔令侃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作风一贯的飞扬跋扈。他有两部车,经常在南京和上海的马路上横冲直撞,从不遵守交通规则。警察见了也只有远远躲着,不敢干涉。孔令侃除了敬畏蒋介石之外,谁也不放在眼里。连舅舅宋子文,他都毫无尊重之意,几度和他抢地盘。抗战胜利后,孔令侃从美国回来,来到上海,开办了扬子公司,自任董事长。干着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买卖。货币改革后,又公然囤积黄金和美钞。

  杜月笙在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逮捕后,非常不甘心。他对蒋经国提出,“四大家族”和一些军事将领都在上海有进行经济犯罪的行为,单单打击杜维屏实属不公。蒋经国为此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发电报给杜月笙,称,“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杜月笙当即拜会蒋经国,交给他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其中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赫然在目。

  10月7日,蒋经国下令软禁孔令侃,搜查扬子公司,并且查封其所有仓库。此举惊动了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案。

  但是很快,孔令侃就搬来了救兵: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悄然来到上海。

  孔令侃的母亲,即孔祥熙的夫人叫宋霭龄,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姐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孩子,她便把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孔令侃的公司被查,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宋美龄。宋美龄当然不负众望,专程赶到上海,把蒋经国和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和解,她说,“你们是手足,没有理由互斗。”

  孔令侃也威胁道,如果蒋经国不撤销控诉,他会不惜暴露让蒋家及政府难堪的事。

  在宋美龄的压力之下,蒋经国屈服了。最后孔令侃交纳罚金600万美元,获得自由身,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美国纽约。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则被勒令停刊。

  就这样,轰动一时的“扬子案”无疾而终,这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的彻底失败。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从10月之后物价飞涨。人们对金融政策信心大跌,宁买黄金,而不要金圆券。导致金圆券无人问津,也无法在市场上正常流通。

  金圆券问世不到三个月,就宣布完全失败。在这之前积极用黄金、美钞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手捧一堆用不出去的金圆券一筹莫展。倒是那些囤积居奇的奸商再一次投机成功,谋取暴利。凡此种种,令国民政府在军事失败之外,经济上也趋于崩溃边缘。

  作为国民党的新一代政治力量,蒋经国对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当年,他在江西赣州推行政治革新,整顿吏治,让人耳目一新,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此次上海“打老虎”中又亲力亲为,重拳出击打了包括杜月笙儿子在内的几只“大老虎”。因此他一度被国民党高层和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以至于若干年后,不少怀念民国的知识分子还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能成功,将会怎么怎么样云云。历史不容假设,蒋经国的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银行内为企业准备的如小山般的法币

  从历史背景来看,国民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党派林立、纪律松散、党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政党。在长期的一党独裁环境中,腐败、贪婪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标志。历史学家吴相湘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亲国民党、远共产党的学者,连他这样的学者都对国民党的腐败无法忍受,他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这些腐败力量错综复杂,而又彼此抱团取暖,牵一发而动全身。仅凭蒋经国一人之力,显然无法与这些力量抗衡。更重要的是,当“打老虎”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然会牵连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打别人的老虎,还可知难而上;打虎打到自己身上呢?


在电影《辽沈战役》中,蒋经国踌躇满志地向蒋介石“请命”,要去上海推行货币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实行战时经济管制法,严厉惩治不法之徒。

这就是所谓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的由头。

蒋经国来到上海初期,还是有很大的决心,甚至明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蒋经国在上海没有打到什么老虎,倒是趁机把普通民众的积蓄抢劫一空。

蒋经国在上海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推行金圆券,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劵,违者没收。二是打击投机奸商,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在发现金圆券方面,迫于蒋经国的压力,许多普通民众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不得不主动到银行将黄金、白银、外汇这些兑换成金圆券。所以,在普通民众这里,金圆券倒是推行得较为顺利。

可是,那些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就没有这么好打发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知根知底,知道金圆券不会走得太远,于是,采取拖延、敷衍等办法,千方百计拒绝将黄金、白银拿出去兑换金圆券。

在物价控制方面,在蒋经国的“铁腕打击”下,上海的经济曾一度变得很平稳,以往恶性的通货膨胀不见了,一个多月以来,物价水平一直控制在8月19日水平。

不过,在这平稳的水面下,有暗涛汹涌。

我们知道,经济自有其运行规律。通货膨胀的症结很复杂,单纯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进行人为控制,只能短暂治标,不能长期治本。

蒋经国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唯一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遵纪守法的商人按照限价出售,只能亏本;而老奸巨猾的大商人则纷纷囤集居奇,待价而沽。

面对这种情况,蒋经国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处决,连蒋介石小伙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都被抓起来关了几个月。


而且,蒋经国终于打到了一个“大老虎”,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孔令侃在货币改革期间,公然囤积黄金和美钞。此事暴露后,蒋经国下令,软禁孔令侃,搜查扬子公司,并且查封其所有仓库。

孔令侃很快搬来救兵——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宋美龄不但亲临上海调节,又要在北方指挥辽沈战役的蒋介石南下上海。

蒋经国被蒋介石训斥了一通,灰溜溜地将孔令侃释放了。“打虎”运动无疾而终。金圆券和限价令都宣告失败。【资料扩展:表弟贪污13万美金 蒋经国为何敢判无期徒刑?一人点了头】


很快,被人为压抑的上海物价疯狂上涨。特别是米价,暴涨近百倍。而金圆券呢,发行之后大幅度贬值,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废纸。

蒋经国在上海两个多月,通过金圆券和价格控制,对上海普通民众完成了一次抢劫。无数上海市民辛辛苦苦积攒的金银外汇,换成金圆券后,马上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而疯狂上涨的物价,更是让他们的日子雪上加霜。

受到无情抢劫的不仅是上海民众。金圆券在全国发行,全国民众无一不遭此横祸。据统计,在这次货币改革中,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

这笔民脂民膏,最终被蒋介石带去了台湾。


可是,蒋介石虽然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却失去了最大的财富:民心。【资料扩展:蒋介石指着蒋经国说:这是犬子 马步芳则指着儿子说了一句话】

还是回到电影《辽沈战役》,在蒋经国向蒋介石力陈必须发行金圆券时,蒋介石的“文蛋”陈布雷曾忧心忡忡地说:“发行金圆券固然可望改善金融财政,不过以此来聚敛黄金外汇,难免又会激起民怨。”

陈布雷一语中的。由于人心尽失,短短一年后,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就土崩瓦解。


  因老虎吃人,历代人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打虎。最久远的打虎是冯妇打虎;最津津乐道的打虎是武松打虎;最悲壮的打虎是蒋经国上海打虎。1948年 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急剧发展的巨大经济危机,将蒋经国派到上海“打虎”,实行经济管制。蒋到上海后,采取群众运动和铁腕手段,强行“限价”,打击 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奸商”,在一段时期内颇见成效。但是由于宋美龄、蒋介石徇私包庇孔氏家族,蒋经国不得不辞去职务,黯然离开上海。

  


  蒋介石自奉俭约,廉洁自守,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有过调查和制裁,但是,顾虑重重,下不了狠心,终于因宋美龄关系,在孔令侃和扬子公司问题上失足,失去治理“豪门”和权贵资本的一次重要机会。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蒋经国豪气干云,决心大干。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 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 “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虽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 笑,“兴奋非常”。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 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

  啃到了硬骨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 虎”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喴公 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当由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二百七十七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 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 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 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 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

  


  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

  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 报》的标题是“抄获扬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 这篇报道不仅标题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 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 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 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 《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 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

  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

  


  按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在扬子公司查获了如此巨额的囤积物资,自然只有一个办法——审查、扣押、查办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感到,抓不得。扬子 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一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十亿元,分为一百万 股,孔令侃占二十四万九千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更加激起各 阶层人士的不满,甚至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 答。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


  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已经作了完整交代。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20180222105022.png

  宋朝诗人黄庭坚曾经写过一首《清明》,诗谓:“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个下午,高龄八十九岁的蒋介石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电动升降病床上。蒋介石这天的精神不错,他呼唤值班的台北荣民医院护士罗小姐。蒋介石说,过两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吧!罗小姐翻开蒋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诗三百首》,从目录中找寻与清明有关的诗句。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蒋介石对这首诗熟悉的诗句,没有太特别的感觉,所以,只让罗小姐念了一遍,就转念别的诗句了。接下来念的是黄庭坚写的《清明》,当护士小姐念到最后一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蒋介石脸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罗小姐起先还不太懂诗里的意思,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都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波波折折,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时发生的一场车祸。发生这场意外之前,蒋介石的车队甫自市区兜风归来,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前导车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反应不及,该踩煞车的时候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总统”座车向来稳妥安全,行经各地路段,路口交通灯号全部开绿灯,故而蒋介石、宋美龄坐车从不系用座椅安全带,哪知祸从天降,碰撞如此猛烈。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由于突如其来的力道过激,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冷不防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车祸后遗症的征兆,医师发觉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介石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其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拿红蓝铅笔写字。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他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逎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

  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他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父示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不过四个月前,一九七○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了一段话,作为他的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蒋介石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亦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祝贺即将新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在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这可能是蒋介石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

  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许多侍从人员都传说这里的风水不佳。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气,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任务。余南庚系江西人,解放前卒业于上海医学院,接受庚子赔款奖学金资助,先后深造于英国热带病学院,研究学习传染病学,后来又到剑桥大学专攻心脏学,最后转至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深造。余南庚之所以慨允赴台,主持医治垂危之蒋介石,据说与其曾在“中央训练团”受训,感念蒋介石有关。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他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蒋介石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从仪器数据报告中,惊觉蒋介石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耿直的陈耀翰因而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他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唯恐蒋介石一旦请假,岂不大权旁落,立即招来陈耀翰,严厉申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宋美龄的态度明显予人讳疾忌医、权位远比健康重要的错觉。从此,医官里边再也没人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蒋介石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他,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正式成立,并且在余南庚赶到台湾后,由余南庚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他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度驾驶,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点钟,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但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介石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有四十六公斤,较前直线消瘦近十公斤。

  为了全力挽救蒋介石健康,荣总奉蒋经国、宋美龄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物、物力等医疗资源。一位孔宋家族延聘的美国名医,亲见台北荣民总医院专供蒋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岛内名医与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轮番照护,当局更投入了众多先进设备仪器,陆续将中兴宾馆、士林官邸改装成一座“小型医院”,这位美国医师感慨系之地说,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会投入不可估量的医疗资源,用在一位老人身上。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小道消息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幺孙)刚巧于当天在士林官邸凯歌堂举行婚礼的时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第六病房,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摄影官胡崇贤洗出照片后,由宋美龄、蒋经国挑选蒋介石看来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于世。

  拍照之前,随从人员发觉,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又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坐在古董红木椅子上,左手尚可勉强握住椅子把手,右手却因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讲到蒋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缩之前,他曾经挣扎着以毛笔写了一幅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笔字,应该是蒋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蒋经国立即差人把这幅字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

  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

  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职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聆听他在说些什么。翁元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蒋介石是否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一两分钟后,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逝后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你应该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介石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这说法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精卫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精卫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总统蒋公哀思录》里头,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黄庭坚那首《清明》诗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若是提起中国抗战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场战役,无疑是史上称之为的中条山战役,也称作晋南会战。这场战役,国军被俘三点五万人,遗弃尸体四点二万具,而日军仅被打死六百七十三人,负伤二千二百九十二人。连蒋介石这个国军的总司令也不得不承认,晋南会战是“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大规模对日作战。

blob.png

  百团大战之后,遭到重创的日军更加认定深入其后方的八路军是华北治安肃正的最大癌症,必须集中全力予以剿灭。

  但是中条山地区近二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存在,牵制着日军三个师团,如果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就可以全力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因而决定发动中条山战役。

blob.png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紧靠晋、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和黄河大转弯处北岸,东西约一百七十公里,南北约五十公里,是华北沦陷后中国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唯一较大而突出的阵地,东至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向西屏障潼关,西安、向南护洛阳,向北接同蒲路,是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地带。

blob.png

  中方守军十六师,约十五万人。日军六个师团,近四个混成旅,三个飞机飞行团,总兵力约十万人。

  中国守军有利条件还是很多。中条山附近一直是双方自内战爆发之后的前沿地区,在战役爆发前的三年之中,互相对峙。但是国军一直没有修筑较好的防御工事,到战役爆发时,才仓促应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的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

blob.png

  从整个战役来看,“中国守军处处被动挨打,毫无积极主动精神可言,有利条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还手之力”。

  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兵力机动和补给运输均感不便,各部队均无粮食储备,正式开战仅四天,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就致电蒋介石,说“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空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

blob.png

  武器装备落后,炮兵极度缺乏,日军拥有七十五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五百门,而中国守军平均每师只有一门,根本无力封锁山口道路,更别谈打破日军封锁。

  日军空军威胁极大,交通线、通讯联络经常被切断,作战第一天,师以上司令部多数被袭击。日军进攻中大量使用毒气弹,使中国守军无法坚守,难以长时间与敌周旋。另外,守军各部队待遇不一致,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合作。

blob.png

  还有一条兵家大忌,晋南中条山因为屡挫进犯之敌,每谓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有恃无恐,思想松散,警戒疏忽。鉴于上述双方兵力士气、武器装备等种种因素,这场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在日军叫嚣“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的同时,蒋介石却在哀叹说,中条山战役是“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然而,这场战役无疑又是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国军参战的十五万军人竟有四万二千人战死于日军的枪炮之下,而其中死伤的将校军官也不下好几百人,涌现出像王竣、唐淮源、寸性奇等一批杀身成仁、以身殉国的国军着名将领。

  1941年5月9日,国军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在晋南中条山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blob.png

  王竣,1902年生,陕西蒲城人,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1929年,在十七路军任营长。1932年,参加“围剿”刘志丹的红军陕甘游击队。1935年升为旅长。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率部担任黄河防务,同日军作战。1939年,所部改编为第一战区陆军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先任副师长,后升任师长。1940年春,王竣奉命率部进驻晋南中条山地区。

  5月13日,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厮杀,战至弹尽援绝,自杀殉国,时年五十七岁。

blob.png

  唐淮源,云南省江川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30年,任陆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五旅旅长。后率部多次同红军作战。1932年,升任第十二师师长。1936年,任陆军第三军副军长兼师长。卢沟桥事变后,参加高碑店、易水、涞源、保定等地作战,并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日军鏖战,战功卓着。1939年,晋升为第三军军长。

  5月13日,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激战,身中八弹,英勇牺牲。

blob.png

  寸性奇,云南腾冲县人。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与北洋军作战。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升任陆军第三十四旅副旅长。后曾任陆军第三军参谋长,湘赣闽三拾剿匪”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等职,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不久,升任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奉命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四年之久。

  梁希贤,陆军第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陕西同官人。1941年5月7日梁希贤率部在夏县泗交至望原一线节节抵抗,出生入死十余次。9日,退到台寨村继续抗击日军。最后,梁希贤见全师伤亡殆尽,遂投黄河殉国。

blob.png

  陆军第二十四师少将参谋长陈文杞,福建莆田人。7日,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9日下午,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继续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文杞振臂大呼:“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率领余部与日军厮杀,不幸壮烈殉国。

blob.png


  提起抗日时期的日本女间谍,我们首先会想到满清皇族出身的川岛芳子,同时还有一位和她齐名的,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南造云子。

image.png

  和前者卖国求荣不同,南造云子是日本特务组头目土肥原贤二的得意门生,毕业于神户间谍学校。早在少年时期,南造云子就学习了中文、英语、射击、爆破、化妆、投毒等特工技术,更是得到日本高层赏识,并专门对她进行了特殊训练,旨在把她培养成打入中国高层的一把利剑。

  1929年,日本特务组发现国民党政府高官经常在南京30公里以外的汤山温泉招待所举行高级会议,为了从中窃取情报,土肥原贤二便命令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的身份进入招待所当招待员。很快,能歌善舞,精通中文的南造云子就引起了很多高官的注意,不过南造云子很懂得拿捏距离,她经过不断的观察,最终把引诱目标锁定在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身上。这位在各种会议上负责会议纪要的国民党元老,掌握着诸多政要机密,加之其老领导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早已边缘化,故黄浚本身就对蒋介石颇有微词,在和南造云子相处的过程中,经常时不时透漏出蒋介石的行踪,这样南造云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找机会刺杀蒋介石。

image.png

  南造云子终于在1937年等到了这个机会,淞沪会战开始后,蒋介石召集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关于下一步作战的有关问题,当时做会议记录的正是黄浚,会议上,蒋介石表示要亲赴上海鼓舞士气,慰问将士,为了确保行程的安全,白崇禧建议蒋介石坐英国大使许阁森的车去上海,准备通过英国人这张护身符到达上海,蒋介石也表示同意。

  然而在会议结束后,黄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南造云子,日本特务组很快就设计了一场针对英国大使车辆的袭击,而幸运的是,蒋介石在第二天突然改变了决定。当天下午,蒋介石接到报告,英国大使车队在赴上海途中,遭轰炸被毁,大使被炸成重伤。

  这件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按理说,巧合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对于当时处在亡国边缘的中国来说,汉奸这个词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蒋介石命令军统调查此事,由于当时参会人员很少,军统马上就把目标锁定在了黄浚身上,这个名字发音和皇军近似的老党员,以及他的“红颜知己”南造云子就这样被捕了。黄浚不久便被公开处决,南造云子则被判无期徒刑,对于一个企图谋杀本国元首的外国间谍,竟然没有被立即处死,这确实让人怀疑。更夸张的是,南造云子在狱中色诱狱卒,竟然逃脱了,一直到1942年,才被军统枪杀在上海。

  对于从事间谍的特务来说,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注定是要尘封在历史当中的。到了近代,不少学者质疑南造云子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日本官方从来没有过这个人的任何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历史真相,恐怕真的已经不能为后人所知了。提起抗日时期的日本女间谍,我们首先会想到满清皇族出身的川岛芳子,同时还有一位和她齐名的,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南造云子。

  和前者卖国求荣不同,南造云子是日本特务组头目土肥原贤二的得意门生,毕业于神户间谍学校。早在少年时期,南造云子就学习了中文、英语、射击、爆破、化妆、投毒等特工技术,更是得到日本高层赏识,并专门对她进行了特殊训练,旨在把她培养成打入中国高层的一把利剑。

  1929年,日本特务组发现国民党政府高官经常在南京30公里以外的汤山温泉招待所举行高级会议,为了从中窃取情报,土肥原贤二便命令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的身份进入招待所当招待员。很快,能歌善舞,精通中文的南造云子就引起了很多高官的注意,不过南造云子很懂得拿捏距离,她经过不断的观察,最终把引诱目标锁定在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身上。这位在各种会议上负责会议纪要的国民党元老,掌握着诸多政要机密,加之其老领导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早已边缘化,故黄浚本身就对蒋介石颇有微词,在和南造云子相处的过程中,经常时不时透漏出蒋介石的行踪,这样南造云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找机会刺杀蒋介石。

  南造云子终于在1937年等到了这个机会,淞沪会战开始后,蒋介石召集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关于下一步作战的有关问题,当时做会议记录的正是黄浚,会议上,蒋介石表示要亲赴上海鼓舞士气,慰问将士,为了确保行程的安全,白崇禧建议蒋介石坐英国大使许阁森的车去上海,准备通过英国人这张护身符到达上海,蒋介石也表示同意。

  然而在会议结束后,黄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南造云子,日本特务组很快就设计了一场针对英国大使车辆的袭击,而幸运的是,蒋介石在第二天突然改变了决定。当天下午,蒋介石接到报告,英国大使车队在赴上海途中,遭轰炸被毁,大使被炸成重伤。

  这件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按理说,巧合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对于当时处在亡国边缘的中国来说,汉奸这个词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蒋介石命令军统调查此事,由于当时参会人员很少,军统马上就把目标锁定在了黄浚身上,这个名字发音和皇军近似的老党员,以及他的“红颜知己”南造云子就这样被捕了。黄浚不久便被公开处决,南造云子则被判无期徒刑,对于一个企图谋杀本国元首的外国间谍,竟然没有被立即处死,这确实让人怀疑。更夸张的是,南造云子在狱中色诱狱卒,竟然逃脱了,一直到1942年,才被军统枪杀在上海。

  对于从事间谍的特务来说,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注定是要尘封在历史当中的。到了近代,不少学者质疑南造云子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日本官方从来没有过这个人的任何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历史真相,恐怕真的已经不能为后人所知了。



  民国时期,财政秩序混乱。除预算内赋额征收外,县、乡、保随意摊派,滥征附加,苛捐杂税,巧立名目,层层摊派,名目繁多,数额倍增。民国时期征收苛捐杂税的肆意性

  正税之外又征各种附加税,苛捐杂税的表现形式有一物一税或一物多税,征收厘金或类似厘金的捐税关卡林立,民穷财尽,弊窦丛生。

20180326163151.png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各目繁多,数不胜数,有预借钱粮、预征钱粮、临时加征钱粮、暂时征收钱粮、临时派钱粮等。皇粮国税博物馆馆藏大批这些肆意征收钱粮的凭据,通过这些凭据来解读民国时期所谓的“苛捐杂税”现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某县,摊派斗船捐、粟行捐、山货捐、出境捐、炭秤捐、榨油捐、粮食捐、兴学捐、皮货捐、戏捐、药捐、畜头捐等29种。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又加派民训不敷款、国民兵团修缮款、保警队经临款、新兵征集款、筹集劳军代金款等27种。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再次摊派预算不敷款等36种,计4518万元,高出正额地方财税收入的40倍,全县人均负担799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除摊派斗捐、店捐、商捐、服装捐外,又加派公务、旅运、购置、自卫队膏火、乡民代表会、户籍管理、招待验兵、送交壮丁、修固城池等,还强行摊派杂捐和军事征发赔垫款等,计42967万元,人均负担1.02万元。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上半年,一日三派,名目繁多。摊派催缴中,乡、保、甲又借机搜刮,层层加码,浮摊滥派。警察、乡保丁日夜轮番逼索,鸡犬不宁,百姓苦不堪言。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虽然在慈禧的统治下,清朝一直走下坡路,后来到了被列强瓜分的地步,但清朝的前期还是是比较强盛的,从康熙皇帝开始,一直到乾隆年间,这段被历史上称为“康乾盛世”的年代,清朝收了许多附属国,而坎巨提王国就是其中一个。

blob.png

  坎巨提王国位于新疆叶尔羌西南方面,当地道路十分崎岖,处在群山峻岭之中,由于跟当时清朝相邻,所以他们也自愿称为清朝的附属国,当时清朝周边许多国家来抱我们的大腿,比如日本、越南、朝鲜半岛都是如此,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也明确说了坎巨提王国是中国藩属国之一。

blob.png

  在众多的藩属国当中,坎巨提王国应该算是最忠诚的一个,不像日本那样,最终还反过来打我们,清朝后期国家实力逐渐下滑,同时也列强也相继入侵,很多藩属国都是逃之夭夭,不再理会清朝了,但坎巨提王国却始终不离不弃,一直向清朝朝贡。

  宣统年间,英国殖民者大肆扩张,坎巨提王国自然也逃不过它的魔掌,于是坎巨提王国向清朝求救,当时清朝早已经是垂死之态,哪里还有能力去帮助它呢?所以只能置之不理了,后来坎巨提王国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blob.png

  虽然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在为难时刻清朝也没有出手帮助它,但不料坎巨提王国仍把中当成大腿抱,沦为殖民地之后,它还是每年向清朝朝贡,后来清朝灭亡了,溥仪宣布退位,进入民国时期,但末代皇帝溥仪还是在皇宫中,所以民国时期,它也一直朝贡,直到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皇宫。

  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坎巨提地区自然不好过,人民生活一直比较贫苦,直到二战胜利以后,1947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殖民地分开了,史称“印巴分治”,变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这时坎巨提加入了巴基斯坦,成为巴基斯坦的一个区域了。

blob.png

  从上个时期五十年代开始,巴基斯坦跟中国关系就很好,直到如今双方仍旧像铁哥们一样,巴基斯坦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际地位的国家之一,后来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遇到什么灾害、战争,巴基斯坦也一直支持中国。

  坎巨提被划入了巴基斯坦,双方也以另外一种形式,仍旧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



  后宫之中的女人对于皇后之位,大多都有觊觎之心,毕竟皇后掌管三宫六院,是后宫众人都必须听命的,成为皇后就有了权力。但是想要成为皇后却并不容易,皇后的册立关系到方方面面,多方思量以后才能够定下人选,一般要想成为皇后,大概需要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在清朝的后宫当中,有一位皇后晋升的速度却是非常之快的,她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成功的晋升为中宫皇后,这速度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孝贞显皇后。

blob.png

  说到孝贞显皇后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她的另一个名字却是大名鼎鼎,叫做慈安太后。也就是与慈禧太后两宫并尊的慈安太后。而我们本文所说的,就是这位慈安太后,也就是孝贞显皇后钮钴禄氏。

  咸丰帝继位以后,1852年2月,开始选秀充实后宫,在这群选秀的女子当中,有一位女子非常的出类拔萃,她就是钮祜禄氏,虽然她的年纪也很小,才16岁而已,但是一入宫就被封为了贞嫔,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又被册立为贵妃,跳级的速度非常之快,过了四个月以后,也就是1852年十月,她就入主中宫,成为皇后。这晋级的速度,其他的妃嫔连望其项背的程度都达不到。

blob.png

  而彼时的慈禧,当然是居于慈安之下了,因为慈安是后宫之主皇后,而慈禧在此时,只是被封为懿贵人,连嫔都算不上,地位与慈安差距太远了。

  钮祜禄氏入主中宫以后,虽然也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但是在后宫光有皇帝的宠爱是不行的,没有孩子依旧等于没有依靠,钮祜禄氏一直都没有为皇帝生下一个孩子。皇后没能生下孩子,但是慈禧却诞下了皇子载淳,而且是后宫中唯一的一位皇子,咸丰帝共有三个孩子,一位是长女荣安固伦公主,一位是长子载淳,还有一位皇子,出生当日就去世了,未曾命名,同治帝登基才将其追封为郡王。

blob.png

  咸丰帝的子嗣很少,原本这也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毕竟还年轻,以后可以再继续多生几个,但非常不幸的是,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病逝了,年仅31岁。顺理成章的,皇长子载淳就继承了皇位,成了同治皇帝,钮祜禄氏和载淳的生母那拉氏一并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被称为慈安,由于居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所以她又被称为东太后。载淳生母那拉氏被称为慈禧,由于居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所以又被称为西太后。

  同治帝载淳登基,慈安和慈禧就联合发动了北京政变,咸丰皇帝临终前命朝廷中八位大臣为顾命大臣,希望这八位顾命大臣能够辅佐小皇帝载淳,但是慈禧慈安将这八位大臣铲除,开始垂帘听政。朝廷的政务大多都由慈禧来处理,但是慈安也并非没有任何权利,再怎么说她也是咸丰皇帝的中宫皇后,地位远远高于慈禧,所以慈禧对于慈安依然敬畏有加,即使慈安将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安德海诛杀,慈禧也未敢有怨言。

  到光绪七年三月,慈安突然就患上了怪病,第二天就离开人世,而且这病非常神秘,正史只记载是“暴亡”,没有记述任何原因,而这种记载对于一名皇太后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可以说慈安是神秘“去世”。而自此之后,慈禧便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制衡自己,因此越来越骄奢淫逸,而大清,也离灭亡不远了……


  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痛楚。我国历史上有两次鸦片战争,其实真正与鸦片有关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使用坚船利炮让贩毒合法化,直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大毒枭们也都纷纷效仿之。而就战争对中国结果之影响来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其实并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来得那么大,最起码对清王朝的统治者还依旧能够稳坐紫禁城金銮殿之上。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个原本与鸦片没多少直接关系的战争,其恶果确实令国人痛心疾首,不但武力没有拼过外国人,丢了大片国土,就连皇帝老儿也被迫逃离了北京,离开了他的心爱之地——圆明园。

  其实咸丰皇帝本不应该落得狼狈逃离这般田地,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咸丰皇帝干了一件“硬气”事儿,那就是单方面“撕毁”条约并逮捕外国派来敦促中国履行条约的使节,这还不算完,还责令八旗“铁骑”跟外国军队在京城之外,来场决一死战。决战之时,站在高楼之上观战的民众众多,大伙本都想一睹我军铁骑之风采,等着看我方主帅僧格林沁王爷如何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但是结果却让国人大失所望,我方将士虽冒死奋勇向前,但血肉之躯如何能够抵挡枪林弹雨?战事发生不久,我军便溃不成军,站前之威风一泻千里,观战民众则抱头痛哭,仰天长嚎。

image.png

  咸丰皇帝_图

  战报呈到咸丰皇帝手中,皇帝顿觉眼前一片眩晕,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咸丰皇帝,此时也是有苦难言,感觉自己被这些臣工们骗了,当初都说洋人下了船绝不是我铁骑对手,而如今却是这般境地。在僧格林沁的战报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建议皇帝赶紧“跑路”,洋鬼子要进城,这将关系到圣上安危。早已经被吓破胆的咸丰皇帝,无奈之下只好接受这一建议,当然对外绝不能称逃难,只好称之为“北狩”,是度假去了,“度假”的地点就在热河行宫。

  其实外国人并没想把咸丰皇帝怎么样,外国人要求的只是利益,并没有统治大清的想法(俄国人和日本人除外),所以只要皇帝履行条约之规定,咸丰皇帝依旧可以安然无恙,因此他的逃跑真的没有必要,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徒增许多麻烦和烦恼。由此可见,当时大清对国际外交之见识,可谓是一无所知,思维方式仍旧停留在“家天下”的层面。

  不管怎么说,咸丰皇帝仓皇上路北行热河,此时是咸丰十年八月,距离咸丰皇帝驾崩还有不足一年时日。由于事关紧急,皇帝家眷以及重要职能部门的臣工们只能仓促上路。皇后和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作为皇帝家眷必在随行行列,还有就是皇帝近臣,宗室户部尚书肃顺也是同行重要之人。这几个原本没有多少交集的人,就在这行程路上却结下梁子,而这道梁子正是肃顺人生悲剧的导火索。

image.png

  热河省,简称热,省会承德市_图

  作为皇帝最为倚重之大臣,“北狩”之行的大总管兼总调度非肃顺莫属。这一路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处理和安排,例如,各种公务的处理程序,随行人员的衣食住行以及皇帝个人事务等等,都是肃顺说了算。倘若在开平盛世,物资丰裕之时,这个大总管也许还好干些,但在当下这满目疮痍,物资匮乏之时,这个大总管可就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了。

  说了半天,这肃顺是何许人?肃顺乃第一代“铁帽子王”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七世子孙,所以肃顺系宗室皇亲,但是由于肃顺是妾室所出因而并没有承袭祖上爵位的机会,又系远枝皇亲,所以肃顺成年出府后仅是闲散宗室身份,家底并不丰厚。但是,肃顺这个人比较有才华也有能力,他通过努力,在道光年间就考获“三等辅国将军”的爵位,并且开始在朝廷当差任职。

  肃顺真正发迹还是在咸丰朝,咸丰皇帝20虚岁登基上位,为了扭转王朝颓势,咸丰皇帝一改祖制,大胆重用宗室皇亲,因此肃顺之兄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怡贤亲王胤祥之五世子孙),得以委以重任。咸丰皇帝不但启用远枝皇亲,在其执政初年,咸丰皇帝破格启用自己弟弟恭亲王奕訢为首席军机大臣,突破自乾隆朝以来亲王不如军机的祖制,大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之意。从这点看来,咸丰是一个颇有魄力的皇帝。

image.png

  爱新觉罗·肃顺(1816年11月26日-1861年9月)_图

  弦外之音暂且不论,我们回到本文主题,肃顺在咸丰朝官位是“火箭式”蹿升,从咸丰皇帝继位伊始擢升内阁学士,到咸丰十年正月受命御前大臣,肃顺的官职和职务都在上升和增加。“御前大臣”这个职称可能有些读者朋友不很了解,在大清王朝能够被任命为“御前大臣”之人,那绝对是皇帝心腹之心腹,御前大臣其实就是皇帝的总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对各种国家大事都了解并且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具有左右国家命运之能力。当年的和珅就是乾隆皇帝的御前大臣,乾隆皇帝对其几乎言听计从,由此御前大臣之重要可见一斑。

  此时的肃顺其权势已经到了肩比和珅的程度了,但肃顺与和珅不同,肃顺为人、为官都要比和珅正直许多。肃顺为官行事风格刚烈,为国谋忠从不顾及他人情面,言外之意肃顺为人能力有余而圆滑与城府不足。肃顺本着仅为皇帝、为大清负责的态度,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他亲汗疏满、重用汗臣,认为大清颓势唯有倚重曾国藩、胡林翼这样的有能力的汗臣才有机会扭转,他甚至扬言“旗人混蛋多”,认为旗人多为清朝的蛀虫,根本没有治国理政之才能。这还不算完,在清朝内忧外患之际,为了减轻国家负担,肃顺大力削减旗人福利,这一下算是将旗人都得罪光了,旗人有不骂肃老六(肃顺在家排行老六)者寥寥无几。


image.png

  热河行宫图(局部)_图

  肃顺的做法无疑是有利于国家基业,真是大快人心,但是在清朝,人情世故往往大于王法制度,绝大部分利益受损的旗人只会记得肃顺的“心狠手辣”而不会理解他的用心良苦。这一点,在北行热河的路上又被印证了一次。

  北行热河,名义上是“北狩”,是去“度假”,实际上就是逃命。既然是逃亡,一路之上的生活配给自然无法与京城皇宫相比。且如前文所述,物资匮乏又出行仓皇,随行所带之食物,仅能够保证基本供需。作为御前大臣、逃难总指挥的肃顺,自然首先考虑皇帝的衣食,至于其他人,甚至是皇后等后妃都只能次之。如此安排也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肃顺比较过分的就是根本没拿皇后等各位娘娘当回事儿,对其衣食供给近乎吝啬。

  这一路上,这些女眷们每天就是以豆豉充食,皇后及贵妃每顿也就是一饭、一荤及一素的低标准水平。而肃顺对皇帝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衣食供给全是“高标准、严要求”,这哥俩儿一路上是有酒有肉,吃喝不愁。其他人暂且不表,就说这皇后和贵妃,还不得恨肃顺到牙根痒痒。尤其这皇后钮钴禄氏,出身名门,从小就受过良好家教的大小姐,再到进宫直到被尊为皇后,哪里吃过这般苦头,心中之愤懑更是可想而知。以至于,抵达热河行宫之后,皇帝设宴,皇后都没有好气的说:“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虽是气话,但是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肃顺自然不能让皇后说蠲就蠲,总不能也让皇帝跟着吃一荤一素外加豆豉。

  于是肃顺开始摆大道理,强调皇后担心极是,国家危难确实应该节省,但是不能太过于节约,这容易让他人怀疑皇上的经济实力,如此有失国体。咸丰皇帝认为肃顺分析的有道理,于是表态:“肃六说不可以,酒席照办。”前文介绍,皇后出身名门,这点道理还用你肃顺啰嗦?心中的恶气又不知增添了多少,这次肃顺是彻底把未来的两宫太后得罪了。

image.png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_图

  文章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肃顺已经在给自己的命运挖下了大坑,只是自己浑然不知而已。当然,我们虽不能将肃顺之命运定义为“一顿饭引起的血案”,但是世间之事往往是多因而至一果,所以这“一顿饭”也是干系之事。我个人认为,肃顺之所以如此对待慈安和慈禧两位,并不是简单的情商低的问题,而是他根本没有把这两位女人放在眼里。而两宫太后对肃顺极度不满之态度,京城里的王公大臣很快知晓,在这些“政治家们”的眼中,这都是扳倒肃顺的砝码。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也许“后党”在此时便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雏形,他们蛰伏起来,就等着肃顺落魄之时好将其一网打尽。世事难料,肃顺没想到,两宫太后没想到,甚至诸多“政治家们”也没想到,这落魄之时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早期经历

  肃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月初八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乌尔恭阿有嫡福晋一人、侧福晋两人、庶福晋五人,共生有八子,肃顺排行老六,三兄端华。肃顺与端华是否同母,史书记载不一,有的认为是同父异母,也有的认为是同父同母。《爱新觉罗宗谱》中也记载肃顺之母为侧福晋瑚佳氏(护军校玉贵之女)。与端华之母侧福晋瑚佳氏似乎是同一人。其他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如“端华同母弟肃顺” 。其实肃顺的母亲是回女,并称“其父诱买回女之事,闻之江宁郑受之部郎,转闻之肃邸中者” 。因肃顺是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成为宗室后裔,但“妾掉所生之子为闲散宗室”,未得封爵。道光十二年(1832年)肃顺成年出府后,居于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后改名辟才胡同),家底较薄。肃顺早年长期在侍卫处任职。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委侍卫处散秩大臣,从二品官,食三品傣,“执森亲军以供导从,大阅则按队环卫”。 道光二十四年(1842年)二月肃顺派为乾清门行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署变舆使,“掌供奉乘舆秩序卤簿,辨其名物与其班列。凡祭祀、朝会、时巡、大阅,帅所司供厥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二月,授奉衰苑卿,管理各园庭,正三品。

image.png

  炙手可热

  咸丰帝即位,擢内阁学士,兼任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4] 咸丰三年正月肃顺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二月署理蜜舆使,九月署理正红旗护军都统。咸丰四年(1854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随后在礼部和户部也曾有过任职。以后几月连得升迁,四月署理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授工部右侍郎,六月派充练兵翼长,闰七月调补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十月授礼部左侍郎,十二月署理镶白旗护军统领。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管理向导处事务,即总统大臣,为皇帝出巡作各种准备工作,“周知路径,详记地名,通桥梁,平险阻,计程途之远近” 。是月还授左翼监督。四月授前锋营统领,正二品,负责“警哗宿卫”。不久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五月肃顺以筹办巡防记功,九月受命管理镶蓝旗总族长,十一月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十二月调补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咸丰七年(1857年),肃顺被擢升为左都御史,仍然兼任都统职务。 面对大清王朝的颓势,肃顺看清了只有汉人才能挽救这一败局,显露出“万人皆睡他独醒”的政治敏感。肃顺认为必须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才有可能度过重重难关。曾国藩、胡林翼等自己组建团练,进而编练出一支新兴的私人武装,自筹军晌养活十多万军队,故肃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当然,放权汉族官僚以地方实权可能会导致中央集权的衰微,但不让曾国藩等掌握地方实权,不仅湘军似飞蛾扑火,自取一死,清王朝也难逃死劫。肃顺“两害相比取其轻”,决心重用汉士,暗助曾公。尤其是咸丰九年二月借戊午科场案将柏菠处死后,肃顺更尽力放手使用汉人。同年七月,肃顺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八月晋理藩院尚书,九月迁礼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十月充大考翻译翰詹阅卷大臣,十二月迁户部尚书。咸丰八年(1858年),调礼部尚书,仍管理籓院事,随后又调回户部任职。 十月充武乡试监射大臣,十二月调户部尚书。咸丰九年九月充翻译乡试正考官,十月充稽察沟渠河道大臣,并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授御前大臣,并充经筵直讲,御前大臣主要负责向皇帝奏报要预定召见大臣的人数和名次。“御前大臣,体制最尊,国语谓之`戈什昂邦’。非王公负重望者,罕能任此。” 三月肃顺充领侍卫内大臣,五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 。十月授镶黄旗汉军都统。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后,肃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十二月授协办大学士。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病死前遗诏肃顺与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同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幼帝载淳,权势煊赫,盛极一时。

image.png

  临危顾命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来犯京师,肃顺随咸丰帝“北狩”,在热河,咸丰帝更加信任肃顺,“文宗最喜肃顺,言无不尽”, 肃顺政治地位日隆。被授为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统领行在一切事务。 咸丰帝到了热河之后,京师大臣多次奏请咸丰帝回蜜京师。肃顺认为“敌情巨测”。”不宜回京”。时京城开始传闻咸丰帝身体不适,肃顺开始提拔重用亲信人员。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病重,传谕:“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赞襄,本意是协助、帮助出谋划策与具体办理,史称“顾命八大臣”。 不久之后,咸丰帝驾崩。

  政变被杀

  咸丰帝驾崩后,皇后无嗣,皇子载淳即位,肃顺深知那拉氏所潜在的政治危险。肃顺以“抑西扬东”的策略,给两宫皇太后相继加封号,而且在礼仪封号上对那拉氏进行贬抑,从而使那拉氏对东宫钮枯禄心怀猜忌。御前大臣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抵制。 另一方面,宗族中比较最近的恭亲王奕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等人联合,发动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二日夜,肃顺在护送咸丰帝梓宫回京途中,于密云被捕,随后下狱。不久后被斩于菜市口,年四十五。 史称“祺祥政变”。肃顺被杀后,郭嵩焘、曾国藩等扼腕叹息。曾国藩惨然曰:“此冤狱也,自坏长城矣。” 曾国藩深知京城之中能识大体之士除肃顺外,几无他人,恐清政府使用汉人的政策再有波折,如此不仅太平天国起义难以平定,自身亦有被人陷害之危。

  肃贪反腐

  肃顺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21] 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越演越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由时任文渊阁大学士柏葰主持。是年十月初七,距离当年乡试揭榜尚不足一个月,御史孟传金上书,指出本次乡试存在严重舞弊问题,如旗人平龄,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跷,奏请立案审查。咸丰帝感到其中定有猫腻,于是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会审此案。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试卷“讹字至三百余”也能中榜。咸丰帝闻后震怒,将主考官柏葰诸人革职。与此同时,肃顺查清同考官浦安与新考中主事罗鸿绎私下里“交通关节”。经传讯当事人罗鸿绎,其供述“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转而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又跟柏葰的门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交浦安。” 该案由于发生在戊午年,因而被称为“戊午科场案”。其与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并列清朝三大科场舞弊案。该案最终在肃顺的力主之下,将时任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兵部侍郎李鹤龄、主事罗鸿绎等人处斩。 历时十个月的“戊午科场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朝廷吏治为之一振。在此后不久,肃顺在户部尚书任上,前后历时两年,彻查“户部宝钞案”。咸丰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 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重用汉臣

  肃顺虽骄横专权、目中无人,但对待有才华的汉臣却能做到格外礼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 。他“待汉员颇极谦恭”,自称“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他对汉人名士的器重不仅形诸言表,而且付诸于行动,常常不拘一格地选拔保荐人才,如肃顺不惜违反科场条规选拔使用高心夔。当肃顺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汉族官员,为平定太平天国、同光中兴网罗了人才。特别是左宗棠,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不想却得罪了永州总兵樊燮和湖广总督官文,后者联合弹劾左宗棠为“劣幕”,咸丰皇帝令官文“一经查实,就地正法”。肃顺早听说左宗棠有大才,闻之此事,便联合曾国藩、胡林翼等官员上书力保左宗棠,并邀请深受皇帝信任的吴地才子潘祖荫写下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此后又在咸丰帝面前力荐左宗棠,给予重用。[28] 此后左宗棠也官运亨通,历任兵部主事兼四品军务帮办,太常寺少卿兼提督江西学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职。不仅为击败太平天国保下了一名干将,还为帝国抗击沙俄而将新疆列为帝国行省,抗击法国三战三捷提拔一名不可多得的统帅。

  对外强硬肃顺在中俄《瑷珲条约》谈判过程中毫不惧怕俄国人的威胁,维护了民族尊严。咸丰八年(1858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英、法发动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出兵侵占黑龙江要地瑷珲,随后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其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咸丰九年(1859年),俄国派遣“东方专家”伊格那提耶夫来到北京换约,敦促清廷按约尽快划定两国边界。清廷命肃顺、刑部尚书瑞常负责办理交涉事宜。谈判伊始,伊格那提耶夫使出一贯伎俩,威胁肃顺道:“中俄相邻,俄国比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容易随时随地对中国进行打击。”肃顺对俄人恫吓并不畏惧,而强调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不能代表清政府,因此《瑷珲条约》无效。伊格那提耶夫随即以“俄人较英法友善”相诱,指出,“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并作出承诺,如顺利换约,“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肃顺则一语道破其真实意图“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据,我国自有办法。” 其后肃顺发现伊氏所带条约文本中有错误若干。伊格那提耶夫提出,“此等大事,万不可有误,请将贵国原本送交与我。”肃顺以“谕旨原文存于大内,不便检阅”为由断然拒绝。伊格那提耶夫见谈判毫无进展,决定强行讹诈,抛出“不然,焉能得免侵占”之论。肃顺则以暴制暴,将《瑷珲条约》扔在桌上,怒道:“此无非一纸空文!”伊氏见谈判不成,随即退出会场。次日,伊格那提耶夫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更换肃顺。清廷答复:“肃顺乃我大皇帝亲信大臣,断难更换。”伊氏宣布谈判破裂,随后离京转赴沪港。伊格那提耶夫到上海后,积极与英法联军接洽,强调必须加大打击力度才能使清廷就范。谈话中,他仍不忘对肃顺的耿耿于怀,对英法统帅说,“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赶出中国”。



  这件事发生在晚清时代,故事的主角分别是肃顺和钟骏声。肃顺自然是主考官,而钟骏声则是那个走了大运的状元。

blob.png

  肃顺当权时,他的幕府中有很多汉人,以湖南人居多,其中一个叫高心夔的深受器重。咸丰十年,高心夔参加会试,按说高心夔才华也不算低,考个进士没问题,但是在肃顺眼里,进士就太普通了,要考就考个状元回来。

  殿试的时候肃顺是收卷大臣。考虑到高心夔一向答题比较快,也害怕有水平比高心夔更高的。所以肃顺突然下令:下午四点交卷,否则一律作废。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人交卷,这个人叫钟骏声。肃顺拿过卷子一看,文章共有七页半,卷面没有半个污点或涂改的地方,答得非常好。肃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煞是难看,随手就把这份卷子塞到靴子里了。

blob.png

  收卷完毕,肃顺回府邸休息。等到脱鞋的时候才发现靴子里还塞着一份试卷,肃顺吓了一跳。这事要是张扬出去,那是欺君之罪,放在一般人身上是要掉脑袋的重罪!

blob.png

  权势大如肃顺也有点害怕了,他赶紧派仆人快马加鞭送到阅卷处。其他阅卷大臣一看这份卷子是肃顺派人送来的,以为是肃顺的关系户,于是就把这份卷子定为一甲第一名上奏给咸丰。这个叫钟骏声的就这样得了状元。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最新评论

明星网

GMT+8, 2020-9-28 03:14 , Processed in 0.191664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